陶思明

（為學習領會、貫徹落實《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編發）

白鱀豚保護中，人們曾經把太多的希望長期寄托在人工養殖和遷地保護上。包括經充分調查論證，首選湖北石首天鵝洲長江故道水域為遷地保護目的地，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建設運行武漢白鱀豚館，在安徽銅陵的1處長江故道水域建設白鱀豚養護場，為取得各方面人工養殖和遷地保護的白鱀豚活體，為了給武漢白鱀豚館的“淇淇”尋找配偶促其繁殖，以及為了集中長江中尚存白鱀豚種群到石首天鵝洲長江故道落實遷地保護，各有關部門、單位有部署、有組織的在長江上先后多年實施了一系列白鱀豚打撈捕作計劃，但所有曾經表明要對白鱀豚未來負責的美好設計均未如期變為事實。享有巨大聲譽的標志人工飼養取得成功并被寄予人工繁育厚望的武漢白鱀豚館的白鱀豚“淇淇”，2002年7月14日離世時并沒有留下任何后代；石首天鵝洲故道也沒有成為白鱀豚遷地保護大本營，銅陵白鱀豚養護場更沒有養護白鱀豚。實踐證明，保護白鱀豚的希望還是在伴隨白鱀豚從遠古一路走來的長江河流生態系統中，其生境復雜性人工難以模擬，養育白鱀豚的“關鍵技術”人們不好理解和突破，20多年的人工飼養繁育試驗告訴我們，離開了長江談白鱀豚的保護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不幸的是長江江豚又在步其后塵，人們決意從白鱀豚再轉戰江豚，如果又試圖以江豚的人工馴養、繁育代替對長江河流生態系統和水生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那么江豚就將是白鱀豚第二。事情很有可能向著這個方向發展，據說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曾經長期飼養過“淇淇”的武漢白鱀豚館，已經變為江豚館，而分別擁有50多公里、80多公里長江干流江段的安徽銅陵淡水豚、湖北長江天鵝洲白鱀豚等保護區，目前基本上都不懼財力人力成本，樂于甚至深深沉迷于在故道水域對江豚的人工飼養上，相反都沒有在各自保護區最重要部分長江干流江段上，積極開展有可能減輕減緩人類活動影響的保護工作。湖北長江新螺段白鱀豚保護區雖然在減免130多公里長江干流江段人類活動影響上做了許多有成效的工作，代表了就地保護的正確方向，得到社區漁民、涉江有關部門和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受大環境影響正在籌備建立以白鱀豚為代表的保護物種人工救護飼養場，也曾把在自己保護區江段發現的健康白鱀豚個體，送到石首天鵝洲故道作遷地保護，后來不知去向。

所有開展了人工馴養繁育工作的自然保護區，都會因為各方面注意力和資金投入的轉移，或懼怕碰觸、有意逃避開發建設壓力而普遍弱化保護區現場管理，野生動植物自然生境被開發破壞的情況會更加嚴重，以致當信心滿滿回過頭來欲放歸人工種群時，卻發現時過境遷，“自然”并沒有等著人們有朝一日來放歸人工種群，而是流失更快、更徹底，有的整體被挪作它用不見了蹤影。同時和人一樣有感知、有自然習性、有社會生活的野生生物生命個體，在由野生環境到人工環境再到野生環境這樣一個主要表現“人為性”的流程中，還有能否適應的問題，許多生命體會因為經受不了“自然”與“人為”的巨大反差和對崇高生命節律的太多折騰而暗然傷神直到死亡了事。安徽揚子鱷保護區在人工繁育揚子鱷30年，繁育中心已經鱷滿為患，養殖池岸邊水泥地上整整齊齊、密密麻麻爬著令人卻步的揚子鱷，并具備年1500條繁育能力的同時，野生揚子鱷卻由保護起步階段20世紀80年代的500多條，減少到現在的150條；揚子鱷自然生境也顯著減少，以致保護區面積已由初建時的433Km2 調減至185km2 ，其中大部分還是連帶保留下來不具有揚子鱷直接生境功能（揚子鱷是爬行類動物，必須要有水生態）的區域。伴隨人工種群的建立，野生揚子鱷及其棲息地更加鳳毛麟角，人工種群也沒有回歸到自然中去，以揚子鱷為旗艦物種的生態系統如何恢復、揚子鱷如何不再瀕危，依然是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大熊貓也建立了數量相當可觀的人工種群，同樣遇到了如何回歸自然的問題，曾經有百里挑一選擇個體健壯者，在放歸前進行過充分野外生活適應性指導，但放歸熊貓仍然難以融入野外世界、找不到自己領地甚至被同類活活致死的情況。大熊貓“野變家”難，“家變野”也難，四川臥龍保護區有100多只圈養大熊貓，為放歸試驗野化訓練大熊貓“祥祥”近3年，放歸后只生存了不到1年時間，以致未來5年“至少成功放歸1只大熊貓”成了“熊貓爸爸”的心愿。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為放歸人工熊貓，在都江堰玉堂鎮馬家溝開辟面積1.3km2 的野放訓練基地-“熊貓谷”，2012年1月11日舉行儀式，從108只人工圈養大熊貓中挑選出的6只熊貓，將在這里經受野放前的訓練。成都大熊貓研究中心主任說：我們用了50多年的時間來挽救大熊貓，還將用50年甚至更長時間讓大熊貓真正回歸自然。而此前的1月10日，英國《衛報》網站報道說，許多保護者擔心該放歸大熊貓項目會轉移人們對保護野外大熊貓這一更重要任務的關注，可能導致悲劇。

成就自然價值高度的自然生態系統結構、過程和功能的復雜性、不可復制性，遠非簡單人工場地、人工模擬和人的頤指氣使所能達到，與生俱來生活于自然生境的生物個體，在一個與其身心需要大不相同的人工環境里生活，有心理、行為等性格特征和生活習性方面的適應問題，有些可能適應不了，有些即使適應了卻還要放歸野外，又該如何適應，豈不是對生命的太不尊重。同時，這些假以人工馴養繁育的物種，多數種群數量十分稀少，且不說抓捕回來的生死難保，抓捕俘獲過程中物種個體為反抗和逃命亦會有很多誤傷、自傷，當一心想著要獲取種源時，人們會不計代價反復捕捉，抓了死，死了再抓，抓捕1只少1只，破壞性很大。因為保護區馴養繁育野生動物，不僅種源取自野生，存欄在養的部分或全部個體也均取自野外，一般抓捕、俘獲、取回的多，馴養成活的少，能夠成功繁育和放歸自然的就更少，有的人工馴養繁育幾十年，增加的個體數量僅夠抵償為此消耗的野外種群數量，有的尚不足以抵消，如果計算這些被抓捕生物個體仍處野外環境時自然繁育部分，差距就更大了。如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搶救大熊貓的高潮中，野外自然生境中正常生活的30多只不到1歲的的熊貓幼仔，被保護工作者認為是遭到了熊貓母親的“遺棄”，而將其從自然生境“搶救”回來放到人工飼養中心和動物園等，結果大多數幼年熊貓未到成年就不幸夭折了。四川寶興縣新中國成立以來向國家提供的123只野生活體大熊貓，除18只作為國禮送給友好國家外，其余的很可能主要就用在了大熊貓人工繁育；地處寶興縣的蜂桶寨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983年以來參與“搶救”了50多只大熊貓，實際放回野外的只有21只。另有資料顯示，四川全省1983年至2010年共搶救病、餓大熊貓217只，救活176只，放回野外的只有101只。丹頂鶴在我國有完整的生境鏈，繁殖地、越冬地、遷徙停歇地都有自然保護區，但一些最重要的丹頂鶴保護區卻通過人工飼養繁育，迫使丹頂鶴一改北遷繁殖、南返越冬的遷徙習性而定居，籠養丹頂鶴數量普遍增加，能夠監測到的野生丹頂鶴則普遍呈減少趨勢。然而，人們并沒有很好總結經驗，種種跡象表明然保護區人工馴養繁育野生動物正呈發展之勢，不管是出于保護、服務于科研或提供旅游參觀交流展覽獲取商業利益，是上面安排的、與科研單位合作的還是保護區主導的，是實施野外捕捉、拿回計劃得到的還是傷病救護留置的，甚至不管標的物種數量早已屈指可數，也不管從其生物學特征、生態學習性上看有無人工馴養繁育的可能性，許多保護區都很愿意在這方面一顯身手（表6.26 略）。

節選自《自然保護區展望——以歷史使命、生存戰略為視覺》（陶思明著，科學出版社，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