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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明

2020年3月3日是聯合國第七個“世界野生動植物日”，人民網等多家媒體報道了“我國瀕危野生動植物種群總體穩中有升”的情況。全民阻擊戰中新冠肺炎病毒的末日即將到來，全面“禁食”陸生野生動物以求公共衛生安全的新政使百萬野生動物獲得解放，明媚春光正在普照大地，當此充滿希望的時日看到瀕危野生動植物種趨穩向好的喜訊，很受鼓舞。

但對報道介紹的大熊貓種群數量變化及人工種群與野外種群的關系，尚有些疑惑。

一是關于“野生大熊貓種群數量從20世紀80年代的1114只升至1864只”。頭、尾比較大約有67%的增長率，還是相當可觀的，對于“維持和恢復物種在其自然環境中有生存力的群體”（《生物多樣性公約》用語）也足夠了。不過，“封面新聞”2019年10月7日在“守護國寶的“國寶老人”：我與熊貓45年”報道中，是這樣說的：我國“熊貓一調于1977年結束，最終得出全球野生大熊貓的第一個具體數據——2459只（因一些原因，當時對外公布為1000多只）”。這就引出了國家有計劃保護起步時野外大熊貓種群數量的基數問題，直接影響到大熊貓種群變化趨勢和保護措施有效性的研判及今后的工作安排等。

如果以熊貓一調（1974-1977）的實際數據2459只為基礎進行比較，野生大熊貓還少了595只，把圈養和人工繁育的都算上也剛剛夠，意味著經歷半個世紀舉國上下大保護，大熊貓種群數量居然沒有1只凈增長，這個有些太殘酷。而現在說有增加，是以熊貓二調（1985-1988）公布的數據1114只為基數的，兩相比較確實是增長的。而熊貓二調和一調比起來，大熊貓種群數量呈現斷崖式下降，短短10年間減少1345只，活著的沒有死了的多，究竟什么原因或相互間什么關系，尚需進一步考察。就算當年竹子開花有影響，但據研究竹子有很多種不是同時都開花，也不是所有地方都開花，更有搶救運動發揮作用，從一些報道看，因竹子開花采食困難直接餓死的大熊貓，也遠沒有達到數百上千只的數量級。

大熊貓保護是我國就地整體保護野生動植物生存環境和反盜獵盜采生命個體的標桿，有70多個自然保護區以大熊貓為主要保護對象，更有覆蓋四川、陜西、甘肅大熊貓棲息地的大熊貓國家公園擔當重任。但大熊貓生境破壞也很嚴重，其可持續生存發展面臨著巨大的人類活動壓力。如據調查，2.58萬平方公里大熊貓分布區，同時分布有319個水電站、1339公里道路、268公里高壓輸電線路、984個常住50人以上的社區、479處礦山、25個旅游景區等。這些都非靜態而是動態、非單一影響而是綜合的，如水電站不僅有個數，更是生境的淹沒、阻隔，還要配套道路、輸電線路，社區只是人的生活居住，還得有各種產業支持，總體上便是資源利用、開發建設、生產運行、興利除弊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巨量人類活動，使大熊貓棲息地以小片斑塊居多，家園狹小且難能安靜，會影響到自然對策的充分實現。

怎么看生發了保護需求也影響保護成效的這些人類活動，和國家有計劃保護以來野生大熊貓種群呈現怎樣的發展趨勢密切相關。如果現在和二調比，野外大熊貓真的“扭轉了持續下降的態勢”，那說明這些大型人類活動破壞性有限，甚至還表現一定程度的和諧性，在管控減免上就有很多余地和彈性，保護工作的壓力和成本代價可大大減緩減輕，這也是大家早就盼望的，當然樂觀其成了。如果現在和一調比，經歷半個世紀保護幾代人的艱苦征戰，野外大熊貓種群數量不僅沒有增加，還有絕對數不小的減少，這對一個從古老歷史走來表現優秀生息繁衍特性的物種來說，絕不是什么小事。恐怕需要客觀總結分析一下，這究竟意味著什么，價值追求、保護路徑、威脅管控等方面有沒有需要調整優化的，以利走出困境。

二是關于“我國大熊貓人工繁育種群數量達到600只，有力支持了野外種群的恢復與繁衍”。大熊貓人工種群達到當前野生種群的約1/3水平，從保護野生動植物的主戰場在野外、最終要使野生大熊貓在野外生生不息、萬世不滅的保護目的看，人工數量確實不少，凝聚著很多人的辛苦勞累和國家的大力支持，是成績不能埋沒了，是貢獻都將載入史冊。

但人工繁育大熊貓究竟是怎樣“有力支持了野外種群的恢復與繁衍”的，而且從報道的敘述次序看，似乎被作為“野生大熊貓種群數量從20世紀80年代的1114只升至1864只”的前提條件。簡單推理，就是如果沒有人工繁育的大熊貓，野外大熊貓連當前的1864 只都不可能有，那這野生大熊貓狀況豈不是更糟糕了。舉國體制半個世紀的保護，不僅沒有守住一調時2495只大熊貓的基本盤，連現有的1864只也是多托人工種群之福。這里不僅要問中國的野生大熊貓究竟發生了什么，幾十個自然保護區和世界獨一無二的大熊貓國家公園功能效用究竟如何，那些進軍自然支持“野外種群的恢復與繁衍”的人工大熊貓，別來可好？

不錯，人工大熊貓和野生大熊貓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沒有野生大熊貓就沒有人工大熊貓，人工反哺野生也在理。但我們不能忘記了大熊貓是有高級情商和特定行為方式的大型哺乳野生動物，有自己亙古不變的性格和自然對策，用一個字概括就是“野”，我們保護的也正是其之為“野”的價值。從人工馴養繁育野化放歸大熊貓的一些代表性說法，如“我們用了50多年的時間來挽救瀕危物種大熊貓，還將用50年甚至更長時間，讓大熊貓真正回歸自然”，以及多年來野化放歸雷聲大、雨點小甚至還停留在零星放歸試驗的事實看，大熊貓的“野生”變“家養”再“家養”變“野生”的復雜流程，其實是一條高碳低效之路。

現在，應該是沒有可靠事實能證明人工大熊貓對野生大熊貓的恢復繁育有多大支持，反之很需要分辨一下人工馴養繁育路徑對大熊貓野生種群的貢獻，究竟是“正”還是“負”。也就是為了發展大家引以為傲的600只人工大熊貓，野生種群的損耗有多大，如果放歸自然的人工種群沒有抓回來的野生種群多，那就是“負”貢獻，是得不償失的。當然，大家會說確有人工繁育，但如果不抓回來，它在野外會不會有更好的繁育呢；或者說現在放的少，等技術成熟了說不定一下就能放出去，但這期間野外大熊貓自己也會繁衍，受區域生態承載力和生態自平衡限制也不能大熊貓獨領風騷，何須還要用來之不易的人工種群特別拔擢野生種群。

客觀說來，人工馴養繁育大熊貓對野生種群增長的貢獻，應該不是為“正”，至少目前沒有成為事實。預測未來，在舉國保護體制下，又有誰敢把大熊貓物種不滅的希望寄托在人工種群上，除非地球生命支持系統發生重大變故，大熊貓野生種群因不可抗力突然消失了。但是，人工大熊貓體現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和戰勝自然的意志力，工作流光溢彩，贏得無數喝彩和掌聲，對費力不討好的野外保護影響很大，甚至常有“人工”打壓“野生”的傾向。考察大熊貓保護工作，一般首先聽到、看到的差不多都是“人工”的，野外保護排很后，聲量也不大。曾看到一份1950-2017年的《大熊貓保護大事記》，雖然記載“2004年，召開全國大熊貓保護管理工作會議確定，堅持以就地保護為主，易地保護為輔的保護策略。”但其后入錄大事正好相反，絕大多數年份都是人工繁育、易地保護一花獨放。更在本次“世界野生動植物日”宣傳中，有了這樣的語境：“我國大熊貓人工繁育種群數量達到600只，有力支持了野外種群的恢復與繁衍，野生大熊貓種群數量從20世紀80年代的1114只升至1864只。”不僅主次關系顛倒，還令人懷疑幾十個自然保護區和大熊貓國家公園究竟有何用向。

最近，圍繞公共衛生不安全事件新冠肺炎的防控，各界對人工馴養繁育推高野生動物消費市場大加撻伐，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做出全面禁食陸生野生動物的決定。其實，人工馴養繁育不僅以利用野生動物為目的，也有從保護目的出發搞馴養繁育的，大熊貓即是。不過舉凡野外有自然種群的，完全用不著再走人工馴養繁育搞保護的道路，從實踐看成功者少，比如大家都以為人工繁育在朱鹮野生種群恢復性增長上發揮了多大作用，殊不知大本營陜西洋縣的經驗是“開展野生朱鹮種群就地保護工作對拯救這一瀕危物種尤為重要”。當然大熊貓的人工馴養繁育也不是純粹如宣傳所說為了野外保護，比較落實了的是滿足利用的需要，如潛力巨大的國內外展出市場，更有政治性任務，如作為國家禮品，也很重要。

鑒此，為了走出業已治絲益棼的大熊貓保護困局，找回保護大熊貓物種萬古不竭的最重要基礎野生種群這個偉大初心，以管控減免人類活動威脅為中心全心全意做好野外保護工作，不再以人工大熊貓占有更多媒體宣傳、社會關注、人財物投入等保護資源，繼續遮蓋、干擾、削弱、延宕本來就充滿矛盾、工作難做的野外保護，從根本上杜絕大熊貓人工繁育對野生種群增長形“正”實“負”的貢獻，建議在大熊貓保護上盡快采取人工東北虎和野生東北虎分道揚鑣的模式，即把人工馴養繁育大熊貓定位在利用而非保護上，盡快令其和保護脫鉤，不再以野生種群補充人工種群，也停止野外種群不需要、大熊貓適應難的人工種群野化放歸工作。這對堅持保護價值導向，全面提升大熊貓野外保護地位增強保護的有效性，發揮大熊貓品牌優勢引領整個野生動物保護事業沿著正確方向闊步前進，向社會傳導野生動物保護科學知識，依法監管大熊貓利用工作促其健康發展等，都大有好處。